本次展览选取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的三位文化人物，作为「现代」过程中的个案：泰戈尔、潘天寿、东山魁夷，考察其最初的民族文化启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思考、以及对民族传统现代化之路的不同判断。
东山魁夷曾说：「我一生下来就成长在‘东’和‘西’的联接点中」。从东山魁夷的个案，或可体现「日本画」这一看似与欧美现代主义流派不大有直接关联的东方绘画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文化环境中，与西方现代性的传递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它的生成创意，正是现代性传递过程中与本土传统产生复杂反应的结果。
《道》，东山魁夷
泰戈尔比他的同辈人对于印度文化有着更深刻热烈的感情，也对西方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更深入广泛的了解，由此不能满意当时印度艺术对于西方的僵化因袭与对传统皮毛的矫饰呈现，而试图以「大破坏」来激活印度艺术。
《无题》，泰戈尔
潘天寿对于中西「混交」，原本乐见其成，然而经历过杭州艺专取消「中国画科」事件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改彩墨系」事件，他显然体会到中西「混交」在当时给中国画带来的「自我取消」的压力，于是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主张，作为对同代文化人的「全盘西化」与「中西融合」主张的反思与再平衡。
《鱼乐图》，潘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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